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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雷霆之怒公益服 来源:http://www.edmi.com.cn 时间:2019-11-13 05:17
大道直行天地宽。国家监委成立后,我国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艰苦努力和实际成果,为世界共同打击腐败贡献了“中国经验”和“中国智慧”。 号令既出,重任如山。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,使原来分散于行政监察部门、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量得以整合。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得以建立,切实解决了过去反腐败力量分散、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。反腐败力量更集中,监督范围更广泛,权限手段更丰富。 王晓光案,也被称为国家监委成立后的“留置第一案”。他落马的4月1日,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(3月23日)仅仅相差10天。 ——形神兼备、优势互补,反腐败案件办理效率提升 发现、提醒、教育、纠正,防止党员干部小错酿成大错、小问题变成大问题。本着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认识,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效运用“四种形态”,转变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,强化日常监督,有力助推监督执纪由“惩治极少数”向“管住大多数”拓展,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正逐步形成。 为什么要设立监委?把所有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,向公权力监督“模糊地带”亮剑就是重要原因。 “现在进行宣判……”2018年3月7日上午,福建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,随着审判长手中的法槌落下,泉港闽运出租车有限公司原财务负责人林某某犯挪用公款罪、贪污罪,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零6个月。这是福建省、市、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挂牌后,审判机关审结的首起职务犯罪案件。 这是落实纪法贯通、法法衔接原则的一个缩影。从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、制定监察法;到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权限手段,用留置取代“两规”措施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检察机关、审判机关各负其责、协同配合、无缝对接,纪法衔接更顺畅更有效,反腐败斗争法治化、规范化不断推进。 2019年10月,国家监委与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,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。这一文件的成功签署,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委的充分理解和认可,对推动双方开展国际追逃追赃、廉洁丝绸之路建设等合作具有重要意义。 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的有关规定,本委决定对贵州省委原常委、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职务违法犯罪一案立案调查。”展览橱窗内,陈列着标有国监立〔2018〕110001号的立案决定书。与之一同展出的,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出的第一份留置决定书和2份留置通知书。 2018年4月1日,国家监委向贵州省委原常委、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发出了编号为“国监留字[2018]110001号”的《留置决定书》。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被采取留置措施的中管干部。 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,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;构建了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;促进了机构、职能、人员的全面融合;建立了纪法贯通、法法衔接的工作机制;保持和强化了惩治腐败高压态势;强化了纪检监察机关自我监督。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说。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。张祎鑫摄 ——向公权力监督“模糊地带”亮剑 ——积极探索将监察职能向乡镇、村居延伸。为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公权力监督难题,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在乡镇设立监察办公室和监察专员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等措施,惩治“蝇贪”,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。在中央苏区、延安时期,我们党探索了一套对苏维埃政府、边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办法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建立起党内监察机构和国家行政监察机构,而且还发挥群众监督作用,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,形成党、政、群“三位一体”的监督体系。 ——实现六类对象监察全覆盖。2018年3月20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三章第十五条规定了六类监察对象,“国有企业管理人员”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”“ 公办的教育、科研、文化、医疗卫生、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”等六类对象被纳入监察范围。 2019年5月31日,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长蒋兆岗被抓获归案。反腐专题片《激浊扬清在云南》视频截图 来源: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和运行,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,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,形成反腐败工作合力,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;有利于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有效监督,促进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履职、秉公用权;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。 2018年3月31日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对陕西省政府原党组成员、副省长冯新柱的“党纪政务处分”决定,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次给予中管干部政务处分。 然而,成立一年多的国家监察委员会,对于普通大众来说,却是陌生的。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中,为什么有了纪委,还要设立监委? ——制度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 ——纪法贯通、法法衔接,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、规范化 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教授戴焰军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指出,“十九大以后,国家监察体制改革,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把党内党外,把党内的纪律检查和国家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统一起来了,使得我们反腐败实现了全覆盖,现在不光管党内,你不是党员,也得受它管。” 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滴水穿石、铁杵磨针的精神,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,审时度势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。仅在2016年6月至10月期间,习近平6次主持召开会议,明确改革时间表、路线图。从北京、山西、浙江三省市先行先试到全国推开,从组建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再到出台监察法,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坚持严字当头、以上率下,深刻改变着中国反腐败的历史进程。 2017年,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指出:“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,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,组建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监察委员会,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,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。” 合署办公后的纪委监委,一套人马、双重职责,有力地解决改革前职务犯罪多头调查、重复劳动问题,使监察机关调查、检察机关起诉与审判机关审判三者“协作更高效,制衡更有力”,反腐败的铁拳攥得更紧、威力更大。 ——遏增量、减存量,保持和强化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——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部门实现“前后台”分设。2019年1月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12个扩充至16个,包括11个监督检查室和5个审查调查室。分设后,监督检查部门负责日常监督,变态雷霆之怒页游,审查调查部门负责立案审查。近距离、常态化、全天候的监督得以强化,监督效能不断提升。 攥指成拳,重拳出击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,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,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,持续保持的反腐败高压态势让我们坚定了营造海晏河清、朗朗乾坤政治生态的信心。
—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
改革永远在路上。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,推动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,党的肌体必然更加健康,党的领导定会更为坚强有力。
数据最有说服力。2018年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68人,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5人。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.8万件,处分62.1万人,均创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的最高值。在高压震慑下,全国共有2.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,包括艾文礼、王铁等中管干部在内的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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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整合反腐败力量 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
监委成立前,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。问题线索移交后,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、重新取证、重新制作笔录。改革后,监委被赋予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,并与纪委合署办公,执纪审查和依法调查可以同时启动、同步进行。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,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,办案效率大大提升。
国家监委成立一年多来的N个“第一”,生动展现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制度优势成功转化为了治理效能。
2018年3月23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,举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、委员宪法宣誓仪式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揭牌和宪法宣誓仪式,并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。这是赵乐际出席揭牌仪式。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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